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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通市委书记] 司法流氓肆意践踏国法, 人民警察依法维权蒙冤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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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12 13:09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司法流氓肆意践踏国法, 人民警察依法维权蒙冤
       ——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公安局民警钟寿兴蒙冤十四周年祭
尊敬的各位领导、政法同仁、律界朋友、良知媒体及社会各界正义人士:
    我叫钟寿兴,原系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公安局民警,中共党员,警号:023040,身份证号:532129196407140015,电话:18600671623。2005年被彝良县法院、昭通中院以非法拘禁罪枉法裁判一年有期徒刑实刑蒙冤至今。无奈在此倾诉冤情,期盼得到大家的同情和理解,关心与帮助。
    因彝良公安局原局长康天翔(现因买卖爆炸物罪、受贿罪获刑十八年)及一些责任人员视国法为儿戏,无视他人合法权益和生死,采取种种难以置信的办法对我妻崔昌惠不慎被福建人林世雄诈骗一案长期压案不办,致使我夫妻为求生存被迫只得将情况逐级向上反映。我妻打工流落北京期间,向公安部反映时揭发了康利用其特殊身份买卖爆炸物品的犯罪事实。
2004年11月,当我夫妻的求助得到上级领导关怀,给我不幸的家庭带来希望之时,康不是从自己的工作中去反省引起上访的原因,而认为我夫妻的维权给其造成了前途危机。为掩盖自己的渎职,开脱引起上访的责任,报复我妻揭发其买卖爆炸物品的仇恨,康利用其公安局长的职权和优势,灭绝人性的对我进行打击迫害。      
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彝良检察院,明知是康对我夫妻维权之事报复陷害,不但不阻止康的报复防止冤案发生,一些司法流氓反而同康沆瀣一气携手同谋,“莫须有”的强加给我曾利用职权对林世雄实施过“非法拘禁"的罪名,滥用职权违法办案,暴力制造非法证据乱侦滥诉。
    《刑诉法》第59条: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为使事实真相不能当庭查明,创造以认证的办法枉法裁判的机会,彝良县法院采取不依法通知“被害人"林世雄到庭质证,不传未取证的关键证人出庭作证,不让补充新证据,不当庭播放影像资料等办法徇私舞弊。
尽管彝良县法院采取上述完全剥夺我辩护权的舞弊办法进行审理,然而,下列事实铁证如山,庭审中仍无法回避被当庭查明。
    我妻被林诈骗后,于2001年12月30日书面向彝良公安局提出刑事报案,请求依法立案侦查。2003年2月,为利用林的情妇徐兴碧与其好友欧礼风等前往贵阳同林相会的机会获取林的下落配合侦查,局领导要求我请事假以被害人的身份设法随徐等同去贵阳。痛心的是,当我将林确来贵阳的情况核准后电告局领导时,公安局竟言而无信中途变卦。
2003年2月26日中午,林为与徐前往永善溪落渡争取工程同徐等来到彝良后,因要等其弟林世良同去永善,徐没自已的住处和其无钱住旅馆等,当日下午同欧以欧餐馆人员嘈杂,来我家中算他们的帐为由来到我家,利用同我曾为朋友的关系,要我让其等其弟期间寄住我家,以方便请我帮忙办理其做内昆工程期间在彝良、大关的一些遗留事务。一再信誓旦旦,其弟会顺便带钱归还我妻被骗之款。我在向公安局苦求无助的无可奈何中,听信了林这人之常情的花言巧语,以自已的宽容同意了林的请求。
    后因爆发“非典"疫情和徐移情别恋,并将林让其弟林世良汇在其卡上的钱据为己有断绝了同林的往来,致使林在举目无亲的彝良身无分文,因无钱在旅馆食宿,又先后多次前来我家继续骗吃骗住,直到“非典"疫情被控制后,同年6月13日才最后一次离开我家。
    期间,2003年3月14日上午,彝良公安局将林叫去,一再向林表示己将其解救,再三责令其不得再返我家。然而,就在当日下午,刚被“解救"的林世雄却赶去公安局潘毅副局长的办公室,当着局长康天翔、政委雷德香的面交了一份申请给潘,要求局领导同意其续住我家。林交申请后,雷打电话代表局党委给我做工作,保证林定会兑现归还我妻被骗之款的承诺,要我让林续住我家。出于对局党委的信任和对雷的尊重,我只得任林返家中继续骗吃骗住。
2003年6月13日,林世良来到昭通,恩将仇报的向昭通市公安局诬告我夫妻对其兄实施非法拘禁,6月17日下午,弟兄二人却趁市局调查中悄悄溜走。6月18日中午,离开昭通后的林世雄本人在同市局纪委副书记吴润东通话中向吴表示:我夫妻未对其实施过非法拘禁,并明确声明撤销其弟的控告。
    林世雄不是傻子不是精神病,而是一个社会阅历极为丰富且具备相当法律知识的高智商包工老板,是否被他人非法剥夺人身自由难道他自己不清楚吗。试想:如3月14日之前曾被我实施过不法侵害,公安局领导已向其表示将其解救后,他会写申请交给公安局领导并自返我家吗。如我曾对其实施过长达一百余天的非法拘禁,会趁市局调查中悄悄溜走、离开昭通后及时向市局纪委声明撤销其弟的控告吗。
    谁曾见过自己写申请要求公安局领导同意自己去找他人剥夺自己人身自由的被害人,有谁听闻被害人一再为曾对自己实施过不法侵害的人进行“开脱”的非法拘禁。
林骗住我家期间,身带手机和随意使用我家座机到处联系业务办理事务,经常进出公安局及各种公共场所,随时独自或同我外出办事上街散步,随意同前来我家串门的公安、检察干警、领导及其他客人聊天玩耍,时常到此期间认识的公安干警、领导家中串门拉家常,就是在6月13日,其弟林世良向昭通市公安局诬告我妻后,其在最后离开我家之前十来分钟尚独自在潘毅副局长家中串门。
    上述事实充分证明:无论是我前往贵阳期间,还是林骗吃骗住我家的三个多月中,我主观上从未产生过剥夺林人身自由的想法,客观上从未实施过剥夺林身体自由的行为。彝良检察院为给我制造一个曾对林实施非法拘禁的“犯罪事实",视国法为草纸肆意践踏。
    《刑诉法》第18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非法拘禁,由检察机关立案侦查。
我系人民警察,属国家工作人员,然而,当年我按公安局领导的要求设法随徐等前往贵阳,是请事假以被害人的身份去履行被害人的义务。林来彝期间,骗住的是我完全产权的私人住宅,非我行使职权履行公务的任何场所,整个过程与我职权毫无关系,如此期间我确实存在对林实施非法拘禁的嫌疑,依法也属公安机关管辖而非检察院(两审法院再枉法,也未敢认定我存在利用职权的行为)。彝良检察院为使康避开打击报复之嫌和逃避社会舆论的谴责,竟无视国法明文规定乱立乱侦。
    《刑诉法》第111条: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者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
我妻被诈骗后,于2001年12月30日书面向彝良公安局提出刑事报案,因公安局长期压案不办,2003年6月16日,我妻向彝良检察院提出控告,请求监督公安局依法履职。然而,直到我蒙冤入狱之时,无论是公安局还是检察院,均未依法给过我夫妻任何形式的答复。
    2004年11月12日,彝良检察院将我刑拘后,方知:2003年2月我前往贵阳之时,尚无任何司法部门否定我妻被诈骗一案刑事案件的性质。为获取制造冤案的先决条件,彝良检察院违法赶制了一份依法本应由公安机关向检察机关作出的关于我妻被诈骗一案的《不予立案理由说明书》,将这起彝良公安局多年未决的典型刑事诈骗案件变质为借贷关系,并张冠李戴的将我置换为直接同林发生此借贷关系的当事人。
   《刑诉法》第122条:侦查人员询问证人,可以在现场进行,也可以到证人所在的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进行,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通知证人到人民检察院或公安机关提供证言。第125条:询问被害人,适用询问证人各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重申检察机关赴外地办案的几条规定》中明确:人民检察院到外地询问证人时,不得以任何理由将证人带回本地询问。
    彝良检察院以康等用林世良对我夫妻的诬告信给我拟定的“犯罪事实"将我刑拘后,见因此信内容纯属揑造,当时便不被林世雄本人认可已向昭通市公安局纪委明确声明撤销。为让林从新认可其弟的诬告,成为被我“非法拘禁"的被害人,2004年11月16日,彝良检察院将“被害人"林世雄从彝良邻县盐津其工地上拷上手铐押回彝良,看押于彝良县角奎镇凯丰路卖淫场所《春晖园》歌舞厅内设《春晖旅社》,以剥夺人身自由等暴力手段,在此淫秽肮脏之地对林进行了连续三天三夜的疲劳“询问",迫林以被害人的身份按我“犯罪事实"的需要提供指控。
   《刑诉法》第50条: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
    为使我冤受刑事追究,办案人员罗维正等对证明当时真相的事实概不核实,重要知情证人不予取证,而是以我当时年幼且正在上学、我入狱后已成孤儿的孩子的安危相威胁,采取诱供、逼供、指名问供、许愿等办法,试图逼我自证其罪,签字认可他们按我“犯罪事实"的需要编撰的“有罪"笔录。彝良检察院副检察长仝昆表示:只要我按康的要求自书一份《悔罪认识》,便向康替我求情,给我判缓刑,让我父子团聚。
    我入狱后,他们将同我存在诸多矛盾的吸毒人员袁其武及其姑父刘明坤也关进看守所,向他们表示:此牢狱之灾为我夫妻上访事件所牵连,并非针对他们,诱导袁、刘等为获自由而按我“犯罪事实”的需要编造伪证。
卷内证明我无罪且经庭审查明的事实铁证彼彼皆是,办案法官却刻意隐瞒极力回避,彝良检察院践踏国法炮制冤案的累累罪恶跃然纸上,办案法官视而不见睁眼装瞎。
    一审审判长王华宣布判决时,我质问其为何连庭审查明的事实判决书中也只字不提,为何要故意隐瞒真相枉法裁判。王称:“你的案件我作不了主,是领导要我这样写的,还望理解"。让我通过上诉由昭通中院改判,使其不致被康等责难。昭通中院对此事实不清疑点重重、依法应予开庭审理的案件,却采取书面审理方式继续舞弊。二审审判长徐家毅提审我时直言:“我们都知道你冤枉,但你们的康局长不饶你,工作做不通,他说‘你出来他就得进去’。……我们为了协调关系,也只得维持一审判决了,要怪就得怪你的命运……”。
    因不服一、二审枉法裁判,出狱后,我便先后向昭通中院、云南省高院提出申诉。被昭通中院、云南省高院驳回后,2012年5月,我再次向云南省高院提出申诉。然而,省高院调卷时,一审卷宗却被昭通中院法警支队陈金荣于2012年8月30日从彝良县法院提走隐匿,省高院在未收阅一审卷宗的情况下,再次将我的申诉草率驳回。
为讨回公道,我只得向云南省检察院、省人大等上级部门继续申诉。2014年2月,云南省检察院将案件交由昭通市检察院复查,市检借阅卷宗时,昭通中院仍将一审卷宗继续隐匿,使我又一次痛失昭雪良机,被迫风餐露宿无奈往返京地鸣冤至今。
    民心不可欺,国法不能乱。当年,为替政法败类康天翔“排忧解难",彝良检察院明知我被康迫害助纣为虐充当帮凶,彝良县法院、昭通中院明知我无罪蒙冤徇私舞弊枉法裁判,隐匿一审卷宗阻止纠错让司法蒙羞。而今康己被刑处,己沒再去同其“协调关系”的必要,期盼在有关领导、政法同仁、律界朋友、良知媒体及社会各界正义人士的关注下,职能部门能直面错误敢于担当,昭雪此冤,说上一句欠了十四年的“对不起”!!!谢谢!
                                       
                                          
                                                              蒙冤民警钟寿兴
                                                              2018年11月12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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